著名历史小说家二月河以全国人大代表的名义提出要给作家免税的“创意”的时候，我正好到这位优秀作家的故乡河南南阳，调查一个天然林被破坏的事件。这个事件在河南已经上演了四五年，由于持续的偷盗和砍伐，南阳已经从一个生态良好市，坠落为生态灾难频发市。这个当地人引地为荣的作家，没有看到现实的苦难，倒是提出了一个在我看来颇为荒唐的提议，难免让我吃惊不已。

中国人的写作，其实是要分成两个状态的，一个叫无目的写作状态，一个叫有目的写作状态。翻开中国的写作史，中国历史上，除了较为流传的“经史子集”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作品系列，就是无法入经入史，“集”部经常不愿意收纳，“子”部又嫌其不够荒唐曼妙的作品，我把它称为“断片集”，在中华书局出版的系列书中，它称为“历代史料笔记丛书”，这是一个人在最自由的状态下的写作境遇。这个传统延续的是写作最坚实的一个状态，这个状态我将其称之为“无目的写作”。

不管是文学还是科学，不管是史学还是经学，如果一个人创作作品的目的是为了完成某个暂时的工程或者为了达到某种现实的功利，那么这个作品的格局一定很狭隘。尤自从有了明确的稿费制和出版社之后，作家的群体意识在发生分裂。

再接下来讨论二月河的提案就清晰了。二月河如果是真正的作家，他便肯定不会提出这样的提案。除非，他是一个不理解什么是写作的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自古以来，一直在证明一些真理：一个流行的文人未必是优秀的作家，一部在当时备受推崇的作品未必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文学就是这么无情，读者就是这么无情，时间就是这么无情。文学作品的出现是纯粹民间的自发，任何的强迫和组织，都无法推定一个作品的成形；一个处处是优厚工程、重金悬赏的地方，恰恰可能刺激投机分子的出现。而文学最无法容忍的就是投机和不纯粹，无法容忍的是草率和轻易。如果一个作家是为了诺贝尔奖而写作，如果一个作家是为了免税而写作，那么这个作家一定不是优秀的作家。如果一个作家根本不在乎金钱和待遇，坚韧地、无所畏惧地写作，他的作品反而可能具备成为优秀作品的潜质。

也许是二月河收入太高，以至于让他产生了少交税以满足个人消费的愿望。我也算是一个经常拿稿费的人，我感觉到的不是稿费的低下而是稿费的便利。在中国，写字很廉价，但写字、创作这样的劳动，比起农村的父母，比起旁边工厂的劳工，比起建筑工地的工人，已经算是非常高的收入了。

我也是一个喜欢买书的人，虽然不富裕，但深知中国的书籍一点都不贵，因为中国的出版社一直在压低成本。而纸张、印刷这些成本，又是以极低的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劳工成本来核算的。因此，中国的书籍其实是全世界最便宜的书籍。一个作家如果还买不起书，那么中国就没有人会买得起书了。

一个人的优秀，需要经过社会的考验，一个作家的优秀，也是需要社会熔炉的煅冶。在这个时代，把任何一个行业特殊化都是可耻的，作家本来是具有最高格品质的个体，却居然盼望让人来豢养。这样的作家绝对不会比建筑工创造更高的价值。而且，作家们要清楚，一个诗人也不会比一个农民高尚到哪去，一首好诗与一碗好汤的美学价值可能类似。何况，从国家大义来说，一个公民给国家上税，是不容置疑的。中国作家的可怜，不是因为饱受冷落，恰恰是因为太受照顾。因此，二月河的提议应当反过来，作家应当给国家上更多的税，因为作家有太多的稿费，都是零星地以现金的形式发的，算在一起，可能早超过了征收重税的底线。作家应当反对豢养的工程，反对他人的指挥和控制，反对一切让作家产生功利冲动的妄念，而不是希望被社会包养。